封闭时代的启蒙属于童年和少年的语文现场

庄庄，女，湖南益阳人。有诗歌、散文、评论等散见于报刊杂志，出版诗集《隐喻》。

多年以后，谈及“语文”，我总是充满感激地向着时间深处回望。我固执地相信，我之所以成为一名终身的阅读者和书写者，源于童年和少年时代与“语文”的温暖遇见。那些至今清晰留在记忆中的经历或场景，使我懂得，生活中原来还有可以被想象和被创造的部分，而这正是我的始发地，是我朝向未知领域的开端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我的村庄在一种安然而孤寂的自然秩序里日升日落，花谢花开。年幼的我，像所有农村孩子那样，与猫狗为伴，在泥地里滚爬，以逗弄虫蚁为乐，直到我刚满五岁后的一天。

那个秋日，同一个屋场里我们唤作二爹的，他的女儿女婿下放回乡，带来了他们的女儿，一个与我同龄的小女孩。女孩白净、灵动，披着淡淡小麦色头发，宛如天使。不久之后，我们便成了要好的玩伴。她带来的一切，都让我感到新奇：尼龙袜、跳绳、全国粮票，而最让我迷恋的，是一大摞的小人书。封面大多是彩色，内页则是黑白，以图画为主，配有简短的文字。这个小伙伴总是比我起得早，几乎天天一大早都会跑到我床前的踏板上掀开蚊帐，不停地唤着我的小名。她的手里总是带着一本小人书，在我惺忪的睡眼前炫耀似的挥动。这时，我总是一骨碌爬起来，然后两个小脑袋歪在一起。

我们都不识字，需要彼此的小智慧互为补充，才能磕磕绊绊地懂个大概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阅读的速度，《红色娘子军》《白毛女》《红灯记》《奇袭白虎团》……一本本连环画很快就被我们囫囵吞枣地看完。没新的看了，就反反复复把这些书翻了又翻，好在每一次都能读出新意。奇迹般的，这些故事和图景开始印在脑海里，各种人物和他们的命运仿佛也开始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互交织。尽管一切仍如往常，我们在田野上游戏、奔跑，在月光下的草垛里躲躲藏藏，但我们的心，仿如多了一双薄薄的翅膀，在更远的地方轻轻扇动。

大约七岁的时候，因为要回城上学，我的小伙伴离开了。自此，我们再未相见，对于我，她好像一个突然飞临又突然消失的天使。此后，我独自带着这段记忆走过了长长的四十年，现在，它依然如此清晰美好。我想，这是另外一个世界，它让我小小的心开始越过一个村庄的边界，在遥远而又陌生的事物里沉溺。我深信这是我对语文之境的第一次真切体验。不只是因为图书本身，更多地包含了一种外部世界对我的敞开，或在无限的封闭中打开一个向外观看的缺口，是一种对于生活本身的丰富和补充。事实上，语文可能更多的不是知识，不是一本书、一篇文章，而是一种体悟和发生。

对于那个年代的农村孩子，书籍始终是一种想象中的匮乏之物。小学六年，除了课本，别无课外读物。好在，书本并不能驯服我天生的野性，冥冥中我始终朝着由小人书开启的新鲜奇趣、诗意盎然的世界在走。一进初中，我幸运地遇见了一位懂语文的语文老师。从入学第一天起，他布置的语文作业里永远有一篇小作文。所谓小作文，其实就是一个日记式的片段。他从不限定题目，他说，你们把一天中最想说出来的话写下来就可以了。因为不限定内容，想写什么就写什么，我觉得没什么压力，慢慢地，我感到一天一篇小作文已不能满足述说和倾诉的意愿，我开始一天两篇甚至三篇地写。写得多了，自然会进步快，我的作文经常被老师拿到课堂上念，这极大地激发了我写作文的兴趣。因为纸张在当时其实也不是很充裕，我把小作文写满了姐姐们没用完的边角纸，写满了挂历纸。初中三年，我积累了一大摞一大摞的作文，后来被我用针线订成好几本，用白纸自制了封面，看起来还真像那么回事。

老师家境清寒，带着与我们同班的儿子住在学校。每天早晨，他都会用在教室后面捡的树枝生煤炉，煤炉上经常用一只瓦罐熬着白米粥。我总是在缭绕的轻烟与粥香中走进教室，心里怀着淡淡的怜惜和悲伤。毕业只几年，就听说这位老师因肝病去世了。然而，他的样子永远地留在我心里，身穿着玄色中山装，蔼然从容。在那样的年代，他给了一个孩子在书写上的充分信任和自由，无意中引领孩子体会到了最初的书写快乐。这么多年，我常常会想起这位过早离去的老师，因为他给我的教育是如此与众不同，无关名次，无关升学率，却是对心灵的浇灌和养育。

初二的时候，大姐从师范毕业，也成为了一名语文老师。她的学校比我远，但有一段路是重合的，有时会一起出门。走在路上，总会聊一些彼此都喜欢的话题。慢慢地，大姐发现我喜欢读书，也喜欢作文，就把她订的《中国青年》拿给我。尽管这个刊物针对的阅读群体应该年龄比我大，但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期刊，光是每期封面和封底上的各种名画就让我不忍放手。我一期一期地读，一期一期地等。那种期盼里有一种心无旁骛的纯粹和快乐，像田野里盛开的淡蓝色小野花，那么干净和明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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